文 | 版面之外，作者｜画画
一个最成功的公司，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创始人。
一个最激进的创业者，说了很多话，但越说越没人理解他。
一个极度沉默，一个极度表达。但他们在做同一件事，拒绝让世界把自己看穿。
前者，是大疆创始人汪滔。
后者，是追觅创始人俞浩。
巧合的是，就在 4 月，两人分别接受了《晚点》的采访，前后脚发布。
汪滔接受了十年来首次深度访谈，断断续续谈了 19 个小时。俞浩在另一场采访里聊了 6 个半小时，从火锅底料讲到生物演化。
两个人似乎又在试图让世界理解自己。但这，可能只是表象。
一、沉默的代价
为什么外界始终看不懂汪滔？
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是，他不说。但这个答案可能是错的。
更准确地说，他不是不说，而是不允许被误读。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
早年的汪滔并非今天这个状态。他接受过采访，也表达过对行业的判断。但几乎每一次公开表达，都会被外界快速简化，抽象成一句口号、一种立场、一个标签。那句 " 世界蠢得不可思议 " 跟了他十年，成了外界理解他的唯一入口。
而一旦被简化，就会被误读。于是他做了一个选择，干脆不再提供新的素材。
这是一种极端理性的策略。
在他看来，大疆的发展逻辑，从来不是讲出来的，而是拼出来，计算出来的。它不追热点，不追叙事，不解释路线，甚至很少参与行业的公共讨论。
十年间，大疆从无人机公司长成了一个覆盖十几条产品线、年销售额超 800 亿、利润率接近 40% 的硬件帝国。
Pocket 3 发售不到两年全球销量便突破 1000 万台，在便携 Vlog 云台相机这一细分赛道，大疆市占率远超索尼、佳能、理光、富士四家同类产品份额总和。
达到这些里程碑的时候，汪滔一句话都没说。
他在《晚点》的采访里，用了一个动物比喻自己：软壳蟹。那十年他在做什么？在学管理。2017 到 2018 年大疆内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管理危机，大面积贪腐、供应链买贵、藩镇割据。他用了八年时间重建组织，给自己的管理能力打分，从 30 分补到了 65 分。
做产品的难度是 1 分，做管理的难度是 10 分。
这些事外界一无所知。沉默的代价是，世界替他编了一个故事，独裁、暴君、不近人情。
他出来接受采访的直接原因也很现实。大疆今年要冲千亿、大规模招人。他亲自面试，发现候选人对他的认知严重偏差。不出来刷新，这个偏差会继续放大。
汪滔给那句老话补上了后半句：世界蠢得不可思议，我也是。世界可以好很多，我也还能好很多。
这是一个花了十年才说出的反思。但对外界来说，只看到了两个时间点，十年前的狂傲，和今天的谦和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依然是黑箱。
这就是汪滔的控制方式，控制信息，从而控制认知。
在他的世界观里，外界不是用来沟通的，而是用来屏蔽的。因为他相信一件事，世界是可以被精确控制的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须尽可能减少噪音。
语言是噪音的最大来源。所以他选择不说。
代价是，你不说话，别人就替你说。而那些话，几乎都是错的。
二、一种主动扩张的混乱
如果说汪滔是在收缩变量，俞浩几乎在做相反的事。
他不断表达。在各种场合，讲他的判断、路径、野心。三分天下、超越苹果、打败特斯拉、百万亿美元公司、小行星探索，每一句话都在社交网络上制造一次小型爆炸。
关于俞浩，几乎所有评价都带着分裂感，太激进、太发散、不聚焦。
这些评价，并不完全错误。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他的方法，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人看懂的。
在与《晚点》的对谈里，他两分钟内可以从 MiuMiu 的 logo 加粗讲到牛顿力学，逻辑跳跃极大，信息密度极高，但没有人能跟上他的线程。
外界的反应很一致，这人是不是贾跃亭？
这个标签俞浩急于否认。他解释说追觅成立以来每年 100% 增长、一直盈利，最近一季度全球净利率 20% 以上。他说自己厌恶风险，手机和汽车团队加起来不到总人数 10%，主营业务稳固。
但越解释，噪音越大。
原因很简单，俞浩输出的信息量远远超出了外界的处理带宽。而且这些信息之间看起来不一致，一个做扫地机的人，为什么要造车？为什么要做手机？为什么要探索小行星？
但在俞浩的逻辑里，这些不是分散，是组合。
他有一个很极端的前提：世界不可知。
路径无法被推导，成功无法被设计，战略无法被提前验证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传统的聚焦、单点突破反而是高风险行为。如果你把所有筹码压在一条路上，如果这条路错了呢？
所以他选择多品类、多路径、多尝试。每一个产品都是在成熟体系上做 "N+1"，通过组合放大成功概率。吸尘器、洗地机、割草机、大家电、手机、汽车，每一个看起来都是顺手做的，但背后是同一套方法论在不同品类上的复制。
而表达本身，在他的体系里也是一种工具。他不断说，不是为了被理解，而是在试探边界、修正判断、扰动外界的预期。表达对他来说也是实验，哪些判断能被接受，哪些会引起反弹，哪些值得坚持。
所以他的控制方式和汪滔刚好相反：释放信息，从而打乱认知。
在他的世界观里，外界不是噪音，而是变量。而变量，是可以被利用的。
三、他们在做同一件事
如果只看表面，汪滔和俞浩是两种极端。一个在减少噪音，一个在制造噪音。一个控制信息来控制认知，一个释放信息来打乱认知。
但往下再挖一层，他们在做同一件事——对抗 " 被理解 "。
为什么要对抗被理解？
被理解就意味着被简化。被简化意味着被定义。被定义意味着被预判。而一旦被预判，你的空间就被锁死了。
汪滔被定义成无人机之王。但大疆的影像产品线正在长成一个远超无人机的消费电子帝国。如果他出来解释战略，就会被绑定在一个新的标签上。他选择不解释，让产品自己拓展边界。
俞浩被定义成疯狂的跨界者。但如果他只讲扫地机的故事，资本市场就会把追觅锁死在小家电公司的估值框架里。他选择把所有野心一次性倒出来，用过量的信息打破任何单一定义。
一个用沉默保护可能性，一个用喧嚣制造可能性。
路径相反，目的相同，不是无奈，是主动的拒绝，拒绝被定义，拒绝被预判，拒绝让一个过时的标签锁死未来的可能性。
四、理解机制的崩塌
为什么他们说了，但还是会觉得看不懂他们？
因为大众默认了一件事，人是可以被理解的。而理解一个人的方式，有一套标准流程：看他说什么，看他做什么，看逻辑是否一致，看路径是否清晰。
任正非的 " 以客户为中心 "，马云的 "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"，乔布斯的 "think different"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叙事锚点，外界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他的每一个决策。
这套方法在过去是有效的。因为那个时代有几个前提，行业变化慢，路径相对稳定，成功可以复盘。一个创业者可以被压缩成一个模型，这个模型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准确的。
但今天，这些前提正在消失。
技术在爆炸，AI、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半导体，每一个方向都在加速分裂。路径在并行，同一家公司可能同时做十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。变量在激增，供应链、地缘、关税、监管，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游戏规则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稳定叙事本身就变得困难。你很难再用一句话解释一个人，也很难用一条路径概括一家公司。
于是企业家开始做出新的选择，本能地避免被完全理解。因为完全理解的背面，就是完全可预测。
而一个完全可预测的公司，在商业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的。
五、当越来越多人开始拒绝被理解
理解的过程，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，把复杂问题压缩成简单模型。
压缩一定会失真。在过去，这种失真是可接受的，但在今天，压缩的失真度越来越大，保质期越来越短。你上个月对一家公司的理解，这个月可能已经过时了。
而更微妙的变化是，一批最顶级的创业者，已经开始主动绕开理解。
有人是被动学会的。
比如西贝董事长贾国龙。西贝曾经非常努力地解释自己，解释战略、解释产品、解释价格，试图让用户理解它在做什么。但结果是，每一次解释，都会被放大、被截断、被情绪化，最后反而加剧误解。
解释越多，争议越大，成本越高。
有人是主动收缩的。
张一鸣在字节最关键的几年里，几乎消失在公众表达中。他很少对外讲战略，也极少解释公司的长期路径。马化腾也是类似的状态，腾讯内部变化巨大，但对外表达极度克制，更多用产品和组织调整来替代个人表达。
他们不是没有判断，而是选择不把判断变成公开模型。
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反常现象。越是复杂的公司，越不容易被解释清楚；越是领先的创业者，越不愿意被完全理解。
这不是他们的问题。这是环境和时代变化的必然。
当变量不断膨胀，任何一个稳定模型都会在短时间内过期。而基于过期模型做出的判断，比没有判断更危险，因为它给了你一种虚假的确定感。
最聪明的创业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们开始减少解释，甚至拒绝解释。
这不是傲慢。
本质上，是他们选择不再向外界提供一个可以被轻易复制的认知模型。
【版面之外】的话：
汪滔选择让世界安静下来。俞浩选择让世界变得更嘈杂。
一个在收缩变量，一个在扩展变量。但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现实：这个时代，已经无法被简单解释了。
我们一直相信，世界是可以被解释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习惯寻找逻辑、寻找路径、寻找一个可以理解的答案。
但当最顶级的创业者开始同时拒绝被解释的时候，问题就不再是他们在做什么。而是我们必须承认：这个世界，正在变得无法被压缩。
在一个变量不断膨胀的时代，稳定叙事，本身就是一种幻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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